關于如何提升教職工獲得感、幸福感的調查研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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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調查綜述
改革開放40年間我國教育事業取得了巨大成就，一方面，在物質文明建設的推動下，教育投資逐年增加、城鄉教育差距日漸縮小、學校教育基礎設施不斷完善，學校教育視域下的硬件部分越來越先進。另一方面，在精神文明建設推動下，素質教育理念得到全方位貫徹落實，通過“引進來、走出去”的交流模式，學校教育實踐中的“新思想、新方法、新途徑”不斷涌現，縮小了我國教育與國際教育先進水平之間的差距。然而，聚焦于教育的執行者——教職工身上，他們在教育宏觀發展背景下是何種處境？真正感受到獲得感、幸福感了嗎？這是本調查研究的核心問題；同時，本調查所篩選的兩個維度——獲得感、幸福感，在內涵上存在差異需要特別說明：“獲得感”是一種客觀事物作用下產生的情感，必須依賴可獲得的“媒介”才能實現，如工資、福利、住房等“可獲得性”事物。而“幸福感”是一種主觀意識為主導的情感，泛指個體與外界關系范疇下形成的安全、愉悅、欣喜、滿足等正向情緒，在相同環境及人文氛圍條件下，幸福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主觀欲望。基于此，“獲得感”強調實實在在的“得到”，在調查過程中可以通過量化形式判斷，而“幸福感”強調主觀認知水平，與個人層面的心理參照、成就動機、發展預期等有關。
二、教職工獲得感、幸福感現狀調查
本調查隨即篩選中小學教職工50名，作為研究對象，分不同年齡、級別、性別，采取一對一填表、訪談形式，調查有效率為100%。
（一）教職工總體獲得感、幸福感現狀
教職工總體獲得感、幸福感與宏觀社會經濟環境、文化環境、政治環境等相關，整體關系及影響機制十分復雜，單純地從“經濟發展進步”的角度說，教職工經濟收入水平有了明顯提高，但以教職工家庭為參照單位、貧富差距又存在進一步拉大的趨勢，因此“獲得感”總體上優越于“幸福感”；結合具體調查數據，12名教職工（24%）表示，近年來在職業崗位上獲得感、幸福感越來越明顯，所表現出的態度也是積極的，8名教職工（16%）表示對獲得感、幸福感“沒有體會”、消極態度明顯，其余30名教職工（60%）表示“喜憂參半”。
（二）不同工齡教職工的現狀
由于本次調查樣本規模較小，簡單地按照“老、中、青”三層年齡架構展開現狀研究，提出一個核心問題為：“年齡變化與教職工獲得感、幸福感變化有什么關系？”。通過調查顯示，不同年齡階段教職工的“幸福感”曲線相對平穩，這表明教師職業周期長短并不會對主觀態度產生強烈影響，例如年輕教師雖然面臨巨大壓力但經歷旺盛、新鮮感強，中年教師雖然家庭壓力較大但事業心重、動力充足，老年教師雖然精力有限但經驗豐富，每一個年齡階段都有自我調節、釋放的機制。但在“獲得感”上，“老、中、青”三個工齡段有著明顯差異，工齡與工資之間掛鉤，導致年齡越大、獲得感越強，青年教師在經濟壓力下存在一定的跳槽擇業動機；結合調查數據顯示，青年教師（17名）群體中約80%感覺“入不敷出”，中年教師（21名）群體中約50%認為工資應進一步向上浮動。
（三）不同級別教職工的現狀
“級別”包括兩層含義：其一，教職工自身在教育職業中的資質級別，如高級教師、中級教師。其二，教職工所處學校單位的級別，如初中、小學及不同年級。前一個“級別”代表了教職工可獲取的物質收益能力，后一個級別代表了教育資源供應的能力，尤其是提供物質條件的能力（如教師工資、辦公條件、教學環境等）。通過調查，90%的教師認為，在口碑較好、等級較高的學校工作更有利于自身的發展，獲得感及幸福感體驗也更強烈，而自身資質級別的優勢認同感并不強烈。
（四）不同性別教職工的現狀
客觀上說，性別對于教職工獲得感、幸福感并不產生直接影響，它需要一定媒介的轉化及相互作用。調查顯示，學校領導及管理部門人員中，男性的比例要整體高于女性，一旦出現問題或面臨困難，女性教職工會更傾向于求助男性教職工。同時，從整個社會文化角度說，男性教職工立足自身工作、向外發展的機遇較多，如辭職從事教育培訓工作、考公務員等，而女性教職工更看重穩定性。這意味著男性在獲得感上更加強烈（如成就感、參與感、事業心），但同時也意味著擔負更大的責任，因此整體上“幸福感”不及女性。
三、教職工獲得感、幸福感影響因素調查
（一）教職工獲得感積極影響因素
鑒于“獲得感”的客觀性、物質性特征，影響教職工獲得感的積極因素十分明確，主要包括“精神激勵”和“物質激勵”兩類。其中，精神激勵如豐富的文體活動、校園文化氛圍、“教師節”主題文化傳播等，“物質激勵”主要包括工作收入方面，如工作相對穩定，工資收益保持增長，在住房、保險、醫療等方面的保險機制等。
（二）教職工幸福感積極影響因素
1、職業的熱愛
調查表明，教職工在“職業認同”指數上非常高，100%教師表示從事教育工作具有明確的規劃，也就是說教職工身份的形成，是在“職業的熱愛”情感出現之前的，盡管入職之后出現了一些違背初衷的現象，但不構成動搖職業信念的動機。反之，如果現任教職工只是將這一職業視為謀生的手段，那么所做所為很顯然是一種違背經濟規律的現象，社會層面相比教師收益更高的職位很多，這表明“職業的熱愛”是決定幸福感的重要因素。
2、合理的預期
幸福感的獲得、強弱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個體主觀意識，一定社會環境中，教職工所面臨的機遇、困境是相對一致的，這種情況下自身的預期是否合理，對“幸福感”有著直接影響。期望值越高（如追求更高收入、社會地位、存在攀比心理等），幸福感就越低，而“知足常樂”的心態對于幸福感的體驗更加強烈。
3、自我的實現
教師的自我實現完全反饋在學生成長、發展上。雖然在“教與學”的關系層面，教師、學生都是獨立的個體，但在教育價值及成就層次，學生既是“途徑”也是“載體”——例如，從學困生到優等生的轉變，學生學習成績、品德素養的改善等，學生自我的超越也就意味著教師自我的實現；這一機制對幸福感的影響是持久的，更具有標桿型作用。
4、外界的關懷
教職工的人際關系相對狹窄，除了學生之外，主要包括家庭認同、社會認同兩個方面。其中，家長對于教職工的關懷，主要圍繞著個體工作內容展開，轉化成理解、支持，而社會方面的關懷，主要是針對教職工“職業”展開，表現為尊重、信任。外界關懷能夠提高教職工對自身工作的認同，樂于付出更多。
 
五、結論與建議
結合對50名教職工的調查顯示，獲得感、幸福感總體上呈現提升趨勢，但“獲得感”明顯滯后于“幸福感”，進一步分析，我們認為當前我國在教師職業層次關注度較高、投入較多，但在具體的教職工資源分配上并不系統、科學，尤其是“老中青”不同年齡標準下，教職工物質條件分配存在較大缺陷；據此提出以下建議。
第一，加強對青年教師群體的關懷。青年教師是學校教育的“新生力量”，對于這一職業的認識，主要源自于師范教育及自身喜愛，而在工作實踐中存在許多不盡人意之處，可專門針對他們的身心健康、知識培訓、業余生活等加強關注，不斷從物質、精神兩個領域給予“照顧”，從而增強獲得感與幸福感。
第二，解決好教職工后顧之憂。“獲得感”一詞的流行，源自于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全面深化改革會議上的講話，廣義上是指“讓人民群眾獲得更多獲得感”，指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。教職工獲得感的提升，可從解決后顧之憂入手，如住房問題、子女入學問題、醫療、養老等問題，在學校內部建立科學合理的分配制度，優先照顧家庭困難的教職工。
第三，改善教職工工作環境、提高經濟收入。這是提升“幸福感”的最有效手段，以“教師之家”為基礎，定期為教職工組織豐富多彩的文娛活動，加強績效工資改革力度，提高經濟收益彈性。同時，做好學校后勤保障工作。
第四，不斷提升教師社會地位。學校及相關部門為主導，營造“尊重教師、信任教師、愛護老師”的社會氛圍，堅決維護教師合法權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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